因為那場被宣稱為「騷亂」的「騷亂」,這樣我被隔離了。請不要誤會,那天的晚上,我並不處身於那場「騷亂」之中。或者在官方論述中,那天晚上我也算是「緊守崗位」的一員吧。請不要誤會,那天的晚上,我並不處身於那場「騷亂」之中。那天晚上,我打開被隔離的窗戶,和幾個同樣被隔離的同事向下眺望,發現了異於平日的人群,那場面絕對稱不上是「騷亂」,然後徐徐的夜風帶來一陣陣刺鼻的味道。被隔離的人兒累了,坐下來打開電視,這才發現我們正處身於那場「騷亂」之中。
因為那場被宣稱為「騷亂」的「騷亂」,這樣我們多了很多的話題。關於暴力的解讀。關於客觀的評說。還有就是什麼是公平等等。時而義憤填膺,時而冷嘲熱諷,而真正不可逆轉的卻是:再過幾天,大家似乎又去忙著過節、購物、吃飯、團聚、看電影、旅遊.....然後再過幾天,大家又要忙著上班上學唱K談戀愛吵架寫Blog看書發呆做愛吃喝拉撒。這些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嗎?(拜托,別這麼文藝腔好嗎?)「我痛恨那些輕易的取笑、看破,以及信手拈來的濫情。」這樣又是否另一種的矯情?另一種的冷眼旁觀?另一種的自命不凡?另一種過度膨脹的我我我?
在那行進的行列中,曾經有我,這樣「我」,究竟是個好事的旁觀者?還是疏離的參與者?「和平示威」與「騷亂」的分野又在那裡?或者只是時空的差異?我可以想像群體的感染力,無論是攻的一方,還是守的一方,都有同伴的溫暖作為動力,縱使那些連接只是暫時的,甚至是被安排的。然而平靜下來,也許大家都不過是普通的人家,在巨大的幻象與微小的現實之間,大家都寧願選取後者。唯一的前提是:那所謂的現實,倒底是怎麼樣的。在那個被隔離的晚上,媒體正到處散播著暴烈。我數度致電當時正在行列中的友人。我面對的現實是,朋友們安危與否。我想像著,如果我也處身於那衝突之中,我會否憤怒?我會否恐懼?我會否悲傷?當我們在安逸之中,我們的現實總是安逸的。這樣「我們」能否想像那些正處身於暴烈,面對殘酷現實的人群?他們也會為親人和朋友的痛苦而痛苦。
現實的前提是:誰真正處身於其中?誰真正在面對著怎樣的處境?然而如今連「真正」這樣的形容詞,也變得軟弱無力了。處身於安逸中的人們,並不需要別過臉,就可以輕易地把別人的現實抹掉。正如在那異質的行列中,同時也放射出不解的困惑——為何只有我們這樣憤怒?我想起這樣一段場面,一群蒙著臉的年輕男女,手持標語,喧鬧著跑到Royal Dutch Shell前主席Sir Mark Moody-Stuart的家門口示威,抗議Royal Dutch Shell污染環境,罵Moody-Stuart是殺人兇手。畫面所見Moody-Stuart住的房子並不算「豪華」,夫妻倆也是尋常的和藹長者。他們不明白為什麼這些年輕人跑到他們家門口大呼小叫,甚至嚷著要把「Murder」的牌子往他們家門口上掛。Moody-Stuart太太叫那些年輕人冷靜,親自端出英式紅茶,還向他們抱歉說只有豆奶。而Moody-Stuart則像一位慈祥的長者般,心平氣和地和那群毛躁的年輕人理論。到了最後,大家似乎都芥蒂盡除。Moody-Stuart說原來他們各自都很關注環保、極權壓迫、人權等等的問題。大家唯一分別是:Moody-Stuart自許面對這些問題,他有能力去做出貢獻,而那些年輕人之所以會這麼毛躁,完全因為他們無能為力。正如Noam Chomsky指出:「So individual CEO, let’s say, may really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in fact, since they have such extraordinary resources, they can even devote some of their resources to that without violating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be totally inhuman.」然後畫面一轉,巨大的油泵在汲取著石油,旁白道:「Which is why as Moody Stuarts serve tea to protestors, Shell Nigeria can flare unrivalled amounts of gas making it of the world’s single worst sources of pollution. And all the professed concerns about the environment do not spare Ken Saro Wiwa and eight other activists from being hanged for opposing Shell’s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in the Niger Delta.」(The Corporation, A film by Mark Achbar, Jennifer Abbott & Joel Bakan)
走在行列之中,我們需要的是表面的結盟,還是一種嚐試的始動?正視「我們」的處境與「他們」的處境間,那難以逾越的鴻溝,然後嚐試拉近與拉遠。拉近,是為了看清楚相似的面目與希冀。拉遠,是為了在激情以外認清彼此的命運與關連。
和朋友們走在行列之中,「我們」總是羞於啟齒的一小撮。我想這不單是性格使然,而是大家都對那些宣之於口的語句有所保留。走在行列之中,為的並不是那些表面的字句,(當然也不是些多麼晦暗不明的事物),也不是要尋找一個共同的敵人。尋找一個共同的敵人,遠比尋覓一個共同的答案容易,這也是「走在人群」中的危險。多少歷史教訓不都始發於此?當人群找到了「敵人」,並將之打倒,然後才發現「敵人」又在彼此間滋長。走在行列之中的那一時刻,如果需要一個確切的理由,我想那應該是「為了生存,你不需要把別人干翻了。」(You don’t have to fuck people over to survive)的宣示。
有人說那些行列就像是嘉年華會,而且充滿了異國風味。的確,如果你不需要明白那些鼓聲與歌聲背後的故事與訴求,那徹徹底底地不過是一場場異國風情的巡遊。或者要問,為何「我們」的想像總是那麼單薄。又或者,這種單薄的想像,是否就是被全球化下的產品之一?
有人說:「不要被激情蒙蔽,而忘記數字管理﹗」有人說:「韓國農民只是被寵壞了的一群既得利益者。」有人說:「為什麼不關心那些吃貴米的窮人?」有人說:「時代巨輪是不可阻擋的,文明的進程本就如此,有人得益有人犧牲。」有人說:「為什麼那些示威者,不回國去向他們自己的國家爭取?」有人說:「既然WTO這麼不好,為何還有這麼多國家爭相加入?」有人說:「中國的農民才慘呢﹗」有人說:「.....」這樣在杯盤野狼藉的飯桌旁,你總不難找到那些打著飽嗝議論紛紛的人群。在「另一邊廂」,自然也有人揶揄那些安坐在咖啡館裡,喝著公平咖啡坐而論道的家伙。而我必須要問,真的有這邊廂與那邊廂嗎?難道大家只是/能坐在不同的包廂看戲不成?
如果這是一場戰爭的話,那注定是一場敵人缺席的戰爭。敵人既不在對峙的行列,也不在那圍城重重的會議廳裡,當然也不在各國駐地的領事館裡。要推倒的是WTO?還是那聽了就令人一頭霧水的「新自由主義」?又或者是那個時髦的「全球化」?Zygmunt Bauman在《Globalization——The Human Consequences》裡提醒道:「所有時髦的用語都遭逢一個相似的命運:它們愈是裝扮成看透一切,它們就愈是變得晦暗不明。它們所推倒、取代的「正統」愈多,它們本身就愈快成為不需詰問的「真理」(no-questions-asked canons)」
Bauman指出全球化的過程及影響其實是極度分殊的,一方面是商業、金融、資訊的發展,愈趨逃出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造就出一批超地域的上層精英。另一方面卻也把社會底層的人,或者依賴土地而生活的人(如農民),更加牢牢地囚禁在地上。令人擔心的不單是兩極的分化,而是兩極之間溝通的渠道徹底瓦解。超地域的精英,或者那些仍保有移動能力的人們,從全球化中汲取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們完全不能理解,那些被固定在土地上的人,為何不能好似他們那樣。資本獲得的新自由,消弭了和「在地人」討價還價的需要。Bauman將這種形勢比喻成「缺席的地主二世」(Absentee landlords, mark II)。即擁有超地域自由的投資者,完全可以在一塊土地上任意搜括,他們甚至不用像他們那些封建時期的先輩,擔心領地上的人民起來反抗,從而令他們的生活供需被切斷。遇到區域上的對抗時,超地域的資本完全可以避免衝突的場面,甚至連行李也不用整理,資本就可以調放到另一塊沒有「阻力」的土地。同樣的過程,對一些人來說,造就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與幸福;對另一些人來說,卻是痛苦與災難的根源。彼此之間沒有溝通,恐怕也不再需要溝通。對那些幸福的人來說,別人的痛苦與自己毫無關係。
提起數字管理,恐怕不得不提黃仁宇吧。黃先生在〈從歷史的觀點看東南亞金融危機〉(《大歷史不會萎縮》)一文中指出:
「我們所謂的現代經濟或資本主義,實質乃是一整套技術的應用。包括資金的廣泛流通、經理人才非依附性的僱佣,以及包括法治在內的技術上支持因素之通盤活用等等,龐大的國家因為得以數字管理,公私領域城鄉範圍裡一皆如是。在這樣環環相扣的管理中,國家資源的調整如水在瓶,頗顯得心應手。無論孰者勝出,完全是公平競爭的結果。」
記得在那些遊行的行列中,經常有各國的旗幟在飄揚,其中又以東亞、南美、和非洲的小國為多。旗手的臉上總是顯露出著自信的容顏。矛盾的地方是,他們所爭取的,每每是被他們國家放在世貿的談判桌上,用以交換別國其他優惠政策的籌碼。難怪有人認為那些示威者應該回家去抗議。然而問題真的那麼簡單嗎?Bauman引用David Harvey關於「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概念,指出拜金融、資訊業發達所賜,資本(超地域的)的流動總是比政治(往往是地域性的)的改變來的快速。Bauman引述Rene Passat(1997年)的計算,揭露每天純投機性的貨幣金融交易竟然比一般商業交易總額高出五十多倍,達到1300兆美元,而當時全世界的國家銀行總儲備也不過是1500兆美元。金融的流動漸漸脫離國家(Nation State)的掌握,在這種情況下,「數字管理」不是如何才能達致的問題,而是能否達致的問題。對那些日漸被超國家的力量所侵蝕,在政治上日漸凋零的國家來說,所謂「平衡的預算」愈來愈像是天方夜譚。市場的現狀是:滿溢的繁榮,往往事與願違地並沒有多少真正朝貧困之地流淌。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作為漸漸矮化成警察權的層次,即看管好那些妨礙國內投資環境的人和組織,(總有一些人會被「犧牲」),而這些又往往被解讀成「國家需要發展,而必然付出的代價」。當然這些所謂的「必然代價」,很少由那些解讀的人來支付。
語言總是充滿矛盾的,當一些人強調要回歸數字管理的同時,可曾想過他們所支持的「自由貿易」,恐怕並不那麼自由,又或者「自由」得根本難以管理?更令人納悶的是,既然「人」可以被認為是經濟運作中,具彈性的工具,應該因時而裁撤增補。這樣「人」又為何不能像資金那般,可以自由移動?貧窮饑餓的人朝富裕的地區遷移,完全是基於同樣的理性,卻往往被國界所阻擋。當我們笑意盈盈地(儘管是充滿機心的)迎接「自由行」的客人時,卻又甘於破壞自許多時的法治精神,將另一批人充滿恨意與恐懼地拒之門外。
「Robbing whole nations of their resources is called ‘promotion of free trade’; robbing whole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of their livelihood is called ‘downsizing’ or just ‘rationalization’. Neither of the two has been ever listed among criminal and punishable deeds.」(Zygmunt Bauman)
這,不就是莊子說的「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的現代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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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mments
i was not in hk during the conference. thanks to many bloggers and citizen reporters i could be able to know so much more outside the biased mass media.
thanksssss.
i put your blog as 今日頭條on my site
take care and all the best in the new year.
阿晨
阿晨,
謝謝你~~~
獲益良多.
謝謝你心平氣和地回應了一些心懷惡意的人
非常感謝。
偶爾在網上閒逛,遇上你的網, 很喜歡, 也非常欣賞你的文字和照片.
加油 !!
我忍不住把你的blog link起來了, 請勿見怪呢!
有空, 也請去我的blog”skybird 鳥飛青空”逛逛聊聊吧 !
好一句「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原來這個世界一直都這樣運作,從春秋戰國到全球化,眾聲喧嘩中有人掌握仁義與和平—-所以有人可以在會議室中談判,有些人永遠只能在街頭「騷亂」抗爭……
Tale, 新年快樂!
感謝你的諒解,Bauman 確實是我很喜歡的學者之一。《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序言中說也像美好的農業社會,但我同樣不敢認同。或許還要找出路。
有時為自己的立場defend 用字會激動一點,不要介意,至少我很珍惜我們上年的一面之緣。
抄一段魯迅的文字,或許可道明一切。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并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著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歷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 ,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見面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
明白。魯迅講文學青年的自尊心,的確很透徹。
Great article, I liked it very much congratulations!! 96642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