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前的勝利手勢

這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新天使」嗎?(註:圖中的老者是波蘭的火車司機,曾經被迫為納粹德國駕駛運送猶太人的火車。圖中他正從火車頭的車窗探身向後回望,他身後的站牌「TERBLINKA」,就是當地集中營的名字。是納粹最終方案(Final Solution)的其中一間死亡工廠。代表了納粹對「未來」的規劃。)

一陣風從遠處吹來。如果你豎耳傾聽,在一切人為的嘈雜之中,那裡夾雜著一些細語。如今田園的氣息浸滿了汽油的味道,日月星辰也被呆板的燈光取代。昏黃或璀璨,企圖掩蓋日的光,與夜的暗。螢光幕取代了窗,吸引著凝視的方向,進一步框選著扭曲的夢,以及想像中的現實。當多數人沉浸在戲夢之中,少數人拿起筆,或者攝像與收音的機器,宣稱他們捕獲了那風中的細語。然後他們靜下來,和所有旁觀者站在一起。他們集智性與愚昧於一身。在短暫的嘻笑怒罵之後,「現實」被忘得一乾二凈。無論是嘈吵的譏諷,或者冷靜看破,他們繼續以犬儒來掩飾現實之夢的傷痛與虛怯。而他們,就是「我」。而「觀看」只所以無力,也許只是「我」的無力。

幾步之遙,已是沒有價值的印記,歷史卻忽然成為暢銷的貨品,變成智慧的桂冠。去年十二月的那場天災,如今留下了什麼?天災或人禍,「一切與我無關」。或者人們會隱約地記得,很多人死了,「很慘很慘」。剩下一堆沒有意義的統計數字。為了強化事件的「真實性」,人們為之加上感嘆號「!!!!!」,並且捐了很多很多的錢「$$$$$」,然而它們卻盡是遺忘的省略號「.....」。人們曾經批評那些在屍體旁豎起勝利手勢拍照的人「喪心病狂」。人們曾經數落那些劫後餘生者,一邊觀看本來應該是愉快回憶的錄影帶,一邊對著鏡頭豎起勝利手勢的遊客「不知所謂」。新聞鏡頭一直圍捕著布吉海灘渡假區的廢墟,因為那裡才有「我們」的存在。因為那裡才有遊客愉悅的「回憶」與美好的「生活」,如今卻化為「人間」地獄。「渡假天堂被毀」;「白人小孩被拐帶」;「大學教授失蹤」;「綜援夫妻把擘同遊」;這些就是遙控器與滑鼠下的「現實」。
原來地震中心在印尼(噢,他們屠殺過華人,OUT !)。
原來海嘯遠及印度、斯里蘭卡(噢,不過是守門口的阿差,OUT!)。
原來貧窮的國家一直被世界遺忘(噢,你想搞共產主義烏托邦嗎?OUT!)。
原來享樂與歡愉只是富人們玩意,以及「努力工作」後的縱慾回饋(噢,這還用說?OUT!)。
原來輕易而來的憐憫,可以是「一切與我無關」的宣示(噢,一切與我無關!OUT!)
原來對屍體的窺伺是我們共同的慾望(噢.....OUT!)。
原來死亡是每個人的共同命運,(.....OUT!)。

當現實被拆散成不辯自明的新聞報導,我們的世界也隨之變得不辯自明。

法國導演Claude Lanzmann花了11年的時間,走訪了一些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者,一些目睹納粹屠殺的旁觀者,以及一些參與其中的前納粹黨徒,然後將訪問的片段剪輯成9個鐘頭26分鐘長的紀錄片——《Shoah》。影片中沒有插播任何「歷史」的片段,沒有展示一具屍體。有的只是一個個(歷史)生還者的陳辭見證;遺留至今的集中營建築;換了主人的房屋;送走過百萬生命的鐵路與車站;還有啞然無言的森林。影片開始沒多久,一名Chelmno集中營的生還者Simon Srebnik帶著導演來到森林中的一塊草地,那裡只剩下一圈磚塊砌成的地基。他說:

「很難辨認,但它就在這。他們在這兒把人燒掉。很多人都在這被燒掉。是的,就是這兒。沒有人能再從這離開。毒氣貨車開到這裡,那裡有兩座巨大的焚化爐,然後屍體被拋進去,火焰直衝到天空。是的,那真的很可怕。沒人可以描述它。沒人可以把這裡發生的重新呈現。沒有可能。沒人能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就連我,如今在這兒,都無法相信我在這兒。我真的無法相信。這兒總是這麼平和,總是這樣。當他們在這兒每天燒掉2000個人——猶太人,這兒仍然是這麼平和,沒有人呼叫。所有人都繼續他們的工作。那麼寂靜,平和,就好像現在這樣。」

對於少數集中營的生還者來說,述說是如此的艱難。幾乎所有人都死了,他們偷生於死亡邊緣,痛苦於災難之大,使他們必需把眼睛和嘴巴閉上。另一名Chelmno集中營的生還者說,在(波蘭)猶太隔離區內到處是飢餓的人。人們走在街道上,不斷地跌倒。父親搶去兒子的麵包,兒子搶走父親的,每個人都想活下去。所以當他來到Chelmno集中營時,他已經不在乎什麼了。他只想著:

「如果我能活下去,我只要一樣東西——五條麵包。除了吃,沒有其他。然而我也曾經做過夢。如果我能活下去,我將會是世界上唯一的生還者,沒有其他人,只有我一個。如果我離開這裡,世界上只剩下我。」

結果他是Chelmno集中營中兩名生還者之一,其他人全死了。他們的見證還有「意義」嗎?屍體都被燒成灰燼,沒燒完的人骨也被磨成粉末,然後傾倒在附近的Narew河裡。那是條美麗而平靜的小河,傍晚河水影照著紫紅色的霞彩尤為動人。你可以想像,當恐怖的事情發生時,當無數骨灰被傾倒,那仍然是這樣美麗而平靜。

見證、述說是如此的困難。但展示對我們這些被資訊寵壞了的人來說,是如此的重要。媒體費盡心思,把每天的「重要」事件,濃縮、重組成簡潔易明的報導,把世界框限在可以理解與操控的範圍之內。你可以想像一疊疊裝滿資訊的報紙,每一天它們堆起來一定像山一樣高。我們每一天重覆消化著一座座這樣的高山,與其說我們吸收了什麼,不如說我們排泄了什麼。與其說我們紀錄了什麼,不如說我們遺忘了什麼。就好像一場場重覆的葬禮,每一天我們把「現實」打包,扔進巨大的焚化爐,或者堆填區,燃燒或掩埋,結果都只有一個。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說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裡所講「經驗已經貶值。而看上去,它將會繼續無底地貶下去。只要瞄瞄報紙,就知道它跌到新低.....」

然後人們把「現實」交給「歷史」。勝利者說「歷史證明了一切」。你可以想像,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的人,如此地熱衷於「歷史」的閱讀(儘管人數不會很多,而這也是一種「品味」的呈現。)。黃仁宇的著作變成了暢銷的符碼。歷史故事一再被改編成肥皂劇和電影。紛爭與戰亂,為電腦遊戲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靈感。「歷史」仿佛變成了對現實無力感下的慰藉物。與此同時,「歷史」也將「現實」帶到了一個難以感知的距離。在那裡「現實」被進一步掩埋,而「歷史」則變成了供人膜拜的神像,冷漠變成了智性的選擇。

「真相」是一種力量,而伴隨之的則是操控的慾望。集中營裡的納粹軍官,有時候會以領袖的姿態出現,向那些一路上飽受煎熬的「旅客」們演說。在那些人最脆弱與絕望的時刻,給予他們一絲虛假的希望。讓他們以為那裡是新的開始,人們將會按本身的職業來分配工作。他們甚至教新抵達的「旅客」唱歌:
「堅定地向前看,世界上充滿了勇氣與快樂。小隊操向工作。對我們來說,如今只有Treblinka(位於波蘭的其中一所集中營)。這是我們的命運。這是我們的命運。這是我們成為Treblinka一份子的原因。我們只聽司令官的話。我們只知道服從和職責。我們要去服務,服務到幸運的終結。快來吧!」

不過在這一切之前,「旅客」們先被請進了「洗澡房」。真相總是與囚犯和瘟疫那般,從人群中隔離出去。在燒屍房工作的猶太人總是被隔離的一群,雖然他們面對著同樣的命運。只有把真相囚禁、隔離,這樣其他人才會相信那個在絕望中給予的方向,在疲累、飢渴之餘,仍然安靜地脫去衣服準備接受「消毒」的過程。當下的痛苦,將成為「未來」的基礎。當然也有例外,一些對真相早有所聞的猶太人,他們在毒氣室前作最後的哀求,但結果仍然一樣。曾經有一名燒屍隊的成員,忍不住將死亡的真相告訴了一名等候「消毒」的女子。他是她丈夫的好朋友,所以女子相信了。她發了瘋似的將真相告訴正在等候中的同胞,但沒有一個人願意相信。他們都以為她瘋了。然後納粹黨軍人打她,迫她供出洩密人是誰。她供了。他們當著所有燒屍隊成員,將他活生生地扔進了火爐。真相或死亡,原來是同一選擇。

一名曾經在毒氣室為同胞剪去頭髮的理髮師,後來在以色列重操故業。他在攝影機前,一邊幫客人修剪頭髮,一邊講述那些「故事」。由於人數眾多,他們必需用很短的時間把那些「客人」的頭髮剪完(光)。他們如何能讓那些「客人」相信美麗與否,得體與否?那裡沒有鏡子,而且話語被死亡禁止。後來他哭了出來,那些也許是遲到了三十年的眼淚。然而這回他必須講下去,為了死亡的名義,靜默是罪責的同謀。

「服從和職責」,對於大部分參與屠殺運作的人來說,這又何嘗不適用呢?即使是在集中營中的納粹軍人,除了少數性格殘暴的傢伙,屠殺對多數人來說,也只是「服從和職責」。集中營是工廠,「碰巧」在那裡加工的是人體,生產的是死亡。他們宣稱:去那裡之前,他們都是不知就裡小兵。那裡環境惡劣,屍體多得根本難以處理,甚至連一些在死亡邊緣徘徊的猶太人,都寧願一死,也不想去清理。可是一車車的人,還是源源不斷地由火車運來。集中營裡也有醫生,只是他們多忙於為死亡簽署。至於那些在集中營外參與運作的人,他們更有理由宣稱自己對屠殺一無所知。他們只是龐大官僚系統中的一份子,是受過教育的「文明人」。

「最終方案」(Final Solution)可不是希特勒一人的天才創作,而是一整個國家的集體「智慧」。「最終方案」是一步步推演、改良出來的方案。它不但「合法」,而且「合理」,是以「文明」的手段才能達致的,最經濟、最有效率、甚至最「人道」(對於劊子手來講)的方案。殺死幾千人,和殺死數百萬人,完全是兩回事。只有啟動現代化的國家機器,才能得到如此有效的結果。舉個例子,1941年死於華沙(波蘭)猶太人隔離區的猶太人,約為每月5000人。很驚人嗎?是的。可是若以此進度,殺死600萬猶太人需時要100年。一個個「文明」的零件,是如此的渺小,就算是鐵路局的最高長官,工作也只是蓋蓋章,制定好火車班次往來的時間表而已。他清白無辜,他手上沒有鮮血,齊整的髮間與衣服上沒有屍體的氣味。德國的鐵路運輸以效率和準時聞名於世,這是他的職責,也是他的自豪。而他知道的也「只有」這麼多,他沒有去推敲火車班次時間表,以及工作日誌背後的意義,那不是他的職責。每天幾千個猶太人被運送,從A地點到B地點。對他來說,他們只是更多火車乘客的一部分。每天幾千人從A地點到B地點,然後無影無蹤。對於部分乘客的命運,他沒有去深究。結果證明,這個由無數渺小的「文明」零件組成的殺人機器,效率是驚人的。

或者有人會問,逝去多年的「故事」於我何干?曾經看過一輯由BBC製作的紀錄片《The Nazis——A Warning From History》,然而它的副題似乎並不太有說服力,幾乎是老生常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指出「每一蝠沒有被當作與現今休戚與共的,關於過去的影像,都不可避免地消失。」班雅明認為只有將過去帶回現在,才能令歷史具有意義,才能將過去與現在相連接。法西斯的幽靈就好像瘟疫一樣,潛藏在暗角,甚至換上別的面具,在舞台上操縱著歷史的方向。它可以是「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公社」或「市場」,「民主」或「集權」,以多元的面具,掩飾一元的價值。種族主義的主角可以是德國人,也可以是猶太人。沒有改變的是:總有一些人成為被壓迫者,成為「進步」的祭品。在不自願的情況下被犧牲。在沒有自辨的情況下被施予罪責:一切都是XX的錯!血統與種族的偏見未被正視。再加上「你不夠瘦!」、「你不夠白!」、「你不夠漂亮!」、「你不夠富有!」、「你不夠聰明!」、「你不夠外向!」、「你不夠合群!」、「你不夠地位!」、「你不夠教育!」、「你不夠勤勞(為壓迫者)!」、「你不夠道德(沒有承認野蠻的價值)!」、「你不夠愛國!(統治者)」.....可以是成千上百個理由,將一個人,或一群人排除在「文明」與「道德」的日程之外。所以班雅明提醒道「所有統治者都是之前征服者的繼承人。而移情於勝利者,必然只會令統治者受益。.....按照傳統的慣例,掠奪物總被扛在勝利者的行列。它們被稱之為文化寶藏,而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保持警覺而超然地看待它們。.....沒有一件文明的文獻,不同時也是野蠻的文獻。受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生活中的「緊急的狀態」,並不是特例,而是常規。」只有以這種歷史視野,才能來改變與法西斯鬥爭中的位置。

到了這裡,我有必要自問:嗯,既然真相如此難以描述,「歷史」總是勝利者的演說,口口相傳的經驗被截斷,這樣還有審視的意義嗎?又或者,這不過是另一種富裕社會中展示智性的遊戲?飽食終日,對現實失去把握,然後在書本與影像中,觀看「歷史」的苦難與罪責(別人的),從中尋找「真實」的刺激,證明自身的「存在」?以他人的罪疚來證明自身的「清白無辜」?正如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提醒,犬儒地將現實變為一種觀覽物,是富裕社會中少數「有教養」的人,將個別的觀看經驗推之為普世經驗的淺薄觀念。指稱殘暴的影像已經失去道德的效用,也不過是陳腔濫調。
「一個動不動就對人的庸闇腐敗大驚小怪,面對陰森猙獰的暴行證據就感到幻滅(或不願置信)的人,於道德及心智上仍未成熟。人長大到某一年紀之後,再沒有權利如此天真、膚淺、無知、健忘。」

「逝去的人與當代的之間,有一個秘密協議。我們的來臨曾經為塵世所期待。如同祖祖相傳到我們這一輩,我們被賦予了一樣微弱的救贖力量,一樣令過去有所宣示的力量。這宣示並不是輕易地就能實現的。」(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鏡頭前我們豎起勝利的手勢,也許那真的可以是一種勝利!

3 comments

  1. chanchan says:

    曾經到過克拉科夫,那是個美麗的城市;但對於參觀奧斯威辛集中營,我好像要刻意忘記。我只是一個膚淺的遊客,導賞員帶著我們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的走,我看到那些頭髮那些皮鞋,歷史命運人性……好像就在冷冷地擺在面前,但我竟是一個遊客,我竟在參觀。我不敢說話、不敢恐懼。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那是我前所未有的不安。

  2. Tiger says:

    我一向都有看你的blog,你寫得很有深度,看你的文字讓我深思現實,謝謝你
    希望繼續,中國難得有清醒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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